六年（四）
―――蛰伏的日子
在厦门度过了半年后，我就回到了北京。
经过了在厦门的锻炼，这时的我已经可以独立进行简单设计了。回来后不久，我就开始了一个别墅的设计。热情如同高质汽油，让我不知疲倦地往前奔驰。自己的设计水平和工作能力也一天一天地慢慢提高。但孤寂总是伴随勤奋，平淡时常跟随求索。我的时间就这样静静地逝去，生活也就这样平淡地度过每一天。
我们单位靠近北京外国语大学，具有学习英语的地理优势，而我也确实喜欢英语。回京后不久，我拿出了当时近半个月的工资参加了一个外教口语高级班。这个班给我后来开始另一种生活埋下了种子。
上课的老师是一位与我母亲几乎同龄的美国女士，很敬业，很开朗，也很友善。上课是在一个灰色楼房中进行的。三个月的课程对我的口语提高固然有帮助，但真正让我时时感念的是我人生由此受到的影响。
老师当时在中国已经停留了近8年，后来嫁给了一位中国人，而且公公是一位中国将军。她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：曾遭遇车祸，九死一生；婚姻曾2次失败，几近自杀；热爱中国古筝艺术，生活因此颠沛流离。对于像我这样一位涉世不深的人来说，她的出现，她的经历，为我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生世故的窗扉。
回到北京半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又结识了一位跆拳道教练，并由此开始了一年的学习训练。这位教练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毕业生，比我年长两岁，但经过常年习武比武生涯的磨练，全身散发着成熟稳重的气息。
在我小的时候，父亲有一阵子迷上了武术，并投身故乡一位名师的门下。我与姐姐那时也跟着学了许多，拳、剑、棍、刀、长凳等都有涉及。后来，那位师父不幸死于非命，父亲也从此热情陡降。那段经历倒是在我的心中播上了爱武的种子，也为日后的舞蹈学习和跆拳道练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跆拳道教练对我十分严格，我的进步很快。在此后的一年中，虽然学习的地点几经变迁，周围的同学也时有不同，我只要身在北京都坚持参加练习。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过程都不会太轻松，结果也不一总是很美好，但至少回味是无穷的。虽然汗如雨下，尽管精疲力竭，但每一次流汗都有着释放的快乐，而体力重生时全身荡漾着春天的生机。
跆拳道以及其他武术，不仅可以强身健体、防身御敌，而且还可以增强自信心。这就如同学会了游泳，自己在划船涉水时心中总是要少几分畏惧、多几分宽慰。其实，对一个人来说，重要的不是取得了多少证书和学位，关键在于是否练就了学习的能力、强身防身的能力、交流的能力、工作的能力、娱乐和自我释放的能力等，这样前进的风帆才永远有风可乘。
在初入社会的日子里，我所经历的并不全是兴奋和快乐，也有悲伤和失意。但对那位与我同去厦门的同事来说，初入社会的日子则是一场悲剧。
他在学校的成绩相当不错，每年都获得各种奖学金，而且还是预备党员，可以说具备了“优秀学生”的各种硬件和头衔。可是，谁也不曾料到，一年多后，他因为精神问题被送回原籍。离开前他的表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：在办公室里，只要有两个或几个同事聚在一起讨论工作或闲扯家常，他都会凑上去旁听，直到别人谈话结束各自散去为止；而在集体宿舍里，他也会突然敲开别人的门，然后坐在屋子里，不言不语，但也不离去，即便时钟指向晚上十一、二点，他也毫无告辞之意。开始时，大家还都理解，觉得独自一人身处他乡，孤寂总是难免的，希望多与人交流。但时间一长，大家慢慢地变成忍受，再后来就都不得不躲避或直接予以拒绝了。再到后来，他就成天不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无心工作，而是守在领导的办公室里。他还向领导讨要“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”，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。领导好说歹说都无济于事，而且领导还失去了行动自由，领导去哪，他就跟到哪，甚至连去卫生间成了一个难题，更不用说出门办事了。好几次都是靠着“声东击西”或“调虎离山”才得以摆脱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单位使用各种方法对他进行开导。党支部书记、所长、副所长、他的老校友、年轻同事、嘴巧舌灵的人…一一上阵，但他并没有多少改观，依然是办公室里一道奇特的“现象”。最后，领导只好把他的家长找来，告之实情，并要求领回家中去调养。一个月后，他还曾回到办公室，但不久又故态复萌，最后就被劝退，也就是解除劳动协议了。梁实秋在《清华八年》中曾讲述了相似的见闻，“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,因为语言不通没人可以交谈,孤独郁闷而精神反常,整天用英语叫喊‘我要回家!我要回家!’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,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.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.”
后来，同事们反过来思考他的问题所在，不善长与人沟通和交流可能也是主要原因。他父母在半年后过来取走他的行李，我们几个跟他一同入院的年轻小伙还帮着打点，并一直送他们上长途汽车。回想当年送儿子到北京工作时的欣喜，此时他父母内心中是何等失望和痛苦；而我们几个心里的滋味也很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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